讲章丨基督徒的爱国情怀
《诗篇》第137篇，写于国家的危难时刻，其背景大致如下：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率兵攻陷耶路撒冷，“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”，抢夺了圣殿及王宫中的众多贵重之物，并将国中的政府官员、上层人士、技术人员等众多社会精英掳到巴比伦（参王下25∶8－21）。自此，南国犹大宣告亡国，进入巴比伦囚虏时期。被掳巴比伦之后，百姓倍受思乡之苦，并饱受外邦人的奴役之苦。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敌人的仇恨，让他们充满伤痛。面对国仇家恨，一名犹大人提笔写下这首诗歌。
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：“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”这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。被掳巴比伦之后，犹大人一直被巴比伦人奴役，替他们干着繁重的体力活。当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时，或许正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 后的短暂歇息。面对仇敌的奴役，面对身体的劳倦，作者本能地想起了曾经哺育过自己的故土，也想起了圣殿里那神圣而庄严的崇拜，于是泪眼婆娑，既而泣不成声。
除了身体的劳倦，更有心中的屈辱。巴比伦人在利用犹大人劳动的同时，还想从这些人身上找点乐子，他们要求犹大人为他们唱一首“锡安的歌”，妄图把犹大人作为欢娱的工具。这无疑是一种公然的凌辱，亦是一种无端的挑衅。犹大百姓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他们拒绝向巴比伦人献媚。他们“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”，坚定地拒绝这些人的无理要求：“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”相比那些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（杜牧：《泊秦淮》）之辈，和“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”（林升：《题临安邸》）之流，犹大人的决心和勇气，让人肃然起敬！
犹大人深知国家的苦难，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感情与民族的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：“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记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”这是何等真挚的感情！自己的技巧可以忘记，自己的快乐可以抛弃，但对故国家园的热爱，永远不能忘却！
与对国家的挚爱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作者对敌人的仇恨：“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：‘拆毁，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！’耶和华啊，求你记念这仇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，那人便为有福。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，那人便为有福。”作者正是要通过对敌人的仇恨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，他在真诚地期待上帝的介入，为他们报仇雪恨。诗歌中的“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，那人便为有福”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，认为此句太不人道，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只是作者心里的宣泄，而并不代表有此行为。其中所表达的感情，与岳飞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的诗句颇为相似。
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没有像诗歌作者那样深重的国仇家恨，但我们依然需要本诗作者那种与国同悲的真挚感情。今天的中国，社会稳定、经济腾飞、科技进步，各个领域都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。然而，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在少数，潜在的危机依然很多。我们需要居安思危，常存忧患意识。体制改革问题、法制建设问题、社会分配问题、社会保障问题、公益强化问题、环境保护问题、道德滑坡问题、贫富分化问题、官场腐败问题，等等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我们应当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悲痛，更应当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努力，这便是基督徒与国同悲的爱国情结。2008年的“5·12”汶川地震之后，万民齐哀，举国同悲，中国基督徒与全国人民一样，追念遇难同胞，积极参与救灾，这便是与国同悲的具体体现！
二、与国同喜
《诗篇》第126篇，写于国家的欢庆时刻，其背景大致如下：公元前539年，波斯王古列（Cyrus，前590－529，现代通译为“居鲁士”）攻下巴比伦城，辉煌一时的巴比伦帝国随之宣告灭亡。此后，古列王不断向外扩张，最终建立了横跨亚非两洲、持续达200余年的波斯帝国。建立帝国之后，古列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采取怀柔政策，尽量安抚被征服国家的百姓。建立帝国后的次年（前538年），古列王即颁发诏书，优先释放巴比伦王掳来的犹大人回归故土，重建耶路撒冷及圣殿。这个消息传到犹大百姓耳中之时，他们无不为之欢呼雀跃。回到故乡后，虽然房屋破败，田地荒芜，人迹罕见，但他们依然有着无尽的喜乐。其中的一位，写下了这首充满喜乐的诗歌，借以抒发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，并赞美上帝的奇妙作为。
作者在诗之开端直抒胸臆：“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作梦的人。”回归锡安，是他们日思夜盼的梦想，但当这个日子真的到来之时，他们还是觉得有些突然，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。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，以致连外邦人都情不自禁地赞美上帝：“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！”对于这样的赞美，犹大人由衷地赞同，“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”，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。忍受过亡国之苦的百姓，最能体会国家中兴的喜悦。
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两首诗歌，或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首诗歌所要表达的感情。唐肃宗至德元年（756）6月，安史叛军攻下唐都长安。7月，杜甫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，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（今陕西富县）的羌村，去投奔肃宗。不料，途中却被叛军俘获，带到长安。因为他官卑职微，未被囚禁，但却不得不与妻儿分居两地，共受相思之苦。次年（757）3月，杜甫怀着爱国和思乡的双重感情，写下了一首题为《春望》的五律：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”虽然后来他已与家人团聚，但对国家之命运的牵挂却一刻都没有停息，直到写下《春望》的六年之后，他才真正放下了这份牵挂。宝应元年（762）冬季，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胜仗，收复了洛阳和郑州、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叛军头领薛嵩、张忠志等纷纷投降。次年，即广德元年（763）正月，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兵败自缢，其部将田承嗣、李怀仙等相继投降。其时，杜甫正流寓梓州（治所在今四川三台），过着漂泊生活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即以饱含激情的笔墨，写下了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：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”借此表达了对国运之改变的欣喜之情。
回归耶路撒冷之后，满目苍凉的故乡多少会让人有些伤感，田地荒芜了，房屋倒塌了，但生活还得继续呀。面对如此窘境，并未使他们丧失信心，他们热切地祷告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”同时也坚定地相信：“流泪撒种的，必欢呼收割。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。”他们坚定地相信，上帝既然能使敌人善待他们，自然也能为他们赐下一切生活所需。
真正的爱国者一定会与国同喜！当自己的祖国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成就，都会自然而然地为之欣喜，为之激动。对于中国人而言，当申奥成功之时，当神舟飞船顺利升空之时，谁能不为之震撼呢？当五星红旗在奥运场馆不断升起的时候，谁能不与奥运健儿一同欣喜呢？让我们都能像那些从巴比伦归回的犹大人一样，为国家的荣誉而喜乐，这便是基督徒与国同喜的爱国情怀。今年，新中国迎来了70岁生日，举国上下都在热烈庆祝，基督徒当然也会欢欣鼓舞！
《诗篇》第122篇的题注是“大卫上行之诗”，虽然此语并不足以证明此诗出自大卫的笔下，但从诗的内容却可以将其写作年代定格为被掳之前，因为其时圣殿尚在。这首诗歌的写作背景大致如下：有人向作者发出邀请——“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”，他便欣然答应，并毅然前往。当他步入耶路撒冷的城门，看到圣城的荣耀之时，顿时浮想联翩，想到了心中的信仰，想到了城中的圣殿，亦想到了国中的百姓。作者以一个上帝子民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，此去的目的是敬拜上帝，但却触景生情，将信仰的感情延伸到对圣城的感情及对国家的感情。于是，作者写下了这首以为国求福为主题的脍炙人口的诗歌，目的是向读者表达作为上帝子民，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情实感。
此诗的1至5节，是作者在看到圣城时的感慨，他为圣城的辉煌而惊叹，为圣城的荣耀而赞美：“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。众支派，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”作者前往耶路撒冷，本意是敬拜上帝，是冲着圣殿而去的，但他的赞美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圣殿上，而是引申到整个圣城，这是因为作者意识到圣殿和圣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。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？有了圣城的存在，才会有圣殿的存在，所以他热爱圣城，并赞美圣城。在作者的心目中，圣城不仅仅是国家的都城，更是上帝的圣地，因为这里是崇拜上帝的中心，因为这里有“审判的宝座”，而这一切正是借以加深百姓之信仰感情的媒介。圣城里的一切，都与圣殿有关，都与自己的信仰有关，所以他为了圣殿的缘故，为了信仰的缘故，会更加热爱圣城。
6至9节，是作者在上述感触的基础上所发出的呼吁。作者热爱圣城，所以他会关心圣城的命运，因为他意识到圣城的命运会影响到圣殿的命运及自己的信仰感情。于是，他就因圣殿和信仰的缘故而为圣城祝福，为圣城祈祷，也呼吁众人与他一同祝福，一同祈祷：“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”作者提醒大家，既然自己的信仰和国家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就当为国家而祝福，而祈祷。“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”，“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”，这是作者祝福祖国的基础和动力所在。由于其时的希伯来民族尚在繁荣时代，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作者这样呼吁的意义。但是，当耶和华的圣殿因圣城的被毁而随之被毁时，他们一定真正明白了作者如此呼吁的良苦用心。
“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”，也是每个基督徒爱国的基础和动力。或许有人认为以这样的理由爱国过于狭隘，过于自私。其实不然！作为基督徒，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，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以信仰为指导的，当一个基督徒以信仰的缘故爱国的时候，那种感情才更加真挚，才更加深刻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基督徒的爱国就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信仰的本分。基督徒爱国，是基于爱上帝的。我们爱上帝，所以我们期望教会兴旺，而教会的兴旺与否，与国家的复兴与否常常是紧密相连的。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年代，中国教会遇到了极大的不幸，圣经被烧毁，教堂被没收，牧师被劳教，整个教会顿时陷入瘫痪状态。表面看来，这是中国教会的不幸，但往深里看，这并不单纯是教会的不幸，更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不幸，教会的不幸只是整个国家之不幸的一种体现。而当改革开放之后，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之时，教会的事工相应得到了恢复，教堂开放了，神学院校复课了，《圣经》重新印刷了，教会迎来了极好的发展时代。因此我们说，教会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。所以，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，一定会为教会的缘故而为国家祈祷。这便是基督徒与国同荣的爱国情怀！